柯华庆：“南方谈话”的哲学
哲学博士，法学博士后，实效主义法学与改革哲学、共同自由、党导立宪制和党导民主制等理论建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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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谈话”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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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华庆
邓小平1992年春天南巡的系列谈话为处于彷徨中的中国指引了方向。今天，“南方谈话”已经过去二十年，我们又处于一个十字路口。深刻领会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精神实质对于我们开启新一轮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各领域的改革至关重要。
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明确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姓‘社’的问题。”姓资姓社问题的实质在于，社会主义到底意味着某些具体不变的制度，还是伟大目标？可以说，邓小平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将社会主义变成一种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目标，而不是特定的制度模式。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结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判断一切路线、方针、政策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就是以目标定位的“三个有利于”。邓小平最终将社会主义目标系统总结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面对这一伟大目标，所有制度都只不过是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只是计划与市场是手段，其他制度也都只是手段。“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这是典型的以实现社会主义伟大目标为定位的思维方式。
贯穿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是他一以贯之的“猫论”哲学。邓小平的猫论是“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猫论实际上说了三个问题：目标是“捉老鼠”，手段有黑猫和白猫，捉到老鼠是判断是否好猫的实效标准。然而，有些人批评“猫论”在经济上的唯利是图和不择手段，认为“猫论”是实用主义哲学，是不择手段，带来的是整个社会的唯利是图，这是对“猫论”理解上的本末倒置，因为他们只是盯着固定的目标“老鼠”，而又庸俗地把老鼠理解为金钱或者GDP等物质目标，把手段对目标的实现理解为“不择手段”。
邓小平的“猫论”来自于四川农村，是农村实用猫，因为农民买猫就是为了捉老鼠。对于城里人来说，“猫论”可以改为“不管外国猫中国猫，好看听话就是好猫”。这是因为，城里人买猫一般不是为了捉老鼠，而是为了好看听话，是宠物猫。目标不同，手段不同，但判断标准都是实效：手段能否有效实现目标。仅仅讲一句话的“猫论”容易产生误解。我们把两句话放在一起形成“实效主义新猫论”：“农村实用猫”: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城市宠物猫”:不管外国猫中国猫，好看听话就是好猫。从“新猫论”可以抽象出：目标、手段和实效标准。目标和手段都是变量，核心是目标的有效实现，即实效。不同人的目标可以不同、不同国家的目标也可以不同，同一个国家不同时期也可以不同；手段是完全开放的，没有先入之见，最终的判断都是以手段对于目标的有效实现即实效为标准的。“新猫论”中的目标可以是物质财富，也可以是精神财富，还可以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组合。例如新农村中的猫可能既要会捉老鼠又要好看。“新猫论”的实质是理性目标的有效实现，在约束条件下用最优手段实现目标。如果农民买猫的主要目的是抓老鼠，买来的猫只是好看听话，甚至于与老鼠逗着玩，那么这个农民就主次颠倒了。同样，城里人买猫的主要目的是作为宠物，而买来的猫只是会捉老鼠，也是没有用的。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实际上是实效主义的系统总结。邓小平“南方谈话”解决了长期困扰人们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争，为改革开放扫净了思想上的障碍。自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中国经济改革进入一个快速发展阶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未来的改革我们仍然要坚持邓小平的实效主义，而不是邓小平的只言片语。我们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可以探索各种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具体制度。我们仍然要坚持“猫论”，尽管不一定是捉老鼠；仍然坚持“摸论”，尝试各种制度；仍然坚持“不争论”，用实际效果来检验。我们在运用邓小平的实效主义时需要注意几个问题：
首先，社会主义根本目标是共同富裕，而“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只是阶段目标。由于我国人口多，资源相对稀缺，消除两极分化，走共同富裕道路是全体中国人民所追求的，也是可实现的。我们改革的方向就是社会主义本质所指引的目标。但是，要实现这一伟大目标需要分阶段走，也就是将伟大目标分解成具体可实现的短期目标。按照邓小平同志的设计，“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实现共同富裕不可逾越的阶段。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是以消除两极分化为目标的。长期以来，我国的政策在克服两极分化的问题上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宁要共同贫穷，不要两极分化。也就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应该说两极分化是介于共同贫穷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共同贫穷在两极分化的左边，共同富裕在两极分化的右边。从两极分化到共同贫穷是一种倒退，从两极分化到共同富裕则是进步。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处于共同贫穷状态，最理想的发展当然是从共同贫穷直接到共同富裕。然而，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只有在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发展而来，实际上也就是在物质财富极其丰富的基础上通过改变上层建筑而实现。一定程度上的两极分化是实现共同富裕必须走的一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也就是说，“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只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中间环节，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手段，而决不是目标。而且，邓小平同志还明确提出了解决两极分化的途径和时间表，“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然而，最近几年国内外广泛炒作的“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试图将我们实现阶段性目标“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所形成的制度模式化作为进一步改革的制度，这样下去只会使两极分化进一步拉大，偏离社会主义本质越远。我们从新猫论知道，目标不同一般手段也不不同，下一步的目标是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所需要的制度环境可能完全不同于实现“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制度环境。如果说“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所借鉴，那是因为它们的目标可能与我们曾经的目标相同，那么我们下一步的改革需要摒弃这种制度模式，因为我们的目标发生了转变。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预见，“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以邓小平所设定的上个世纪末开始解决两极分化时间来看，他所说的制度定型化至少包括二十多年“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经验。
其次，我们不能将市场经济的原则扩展到一切领域，因为不同领域的目标不同。“不同领域的目标不同，避免目标唯一化。因为我们改革前极度贫困，我们的目标是解决温饱问题，所以我们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人们在经济领域应该追求利润与金钱，实际上人们追求的也是利润和金钱。然而我们将仅仅适用于市场经济的体制无限扩展到一切领域，官员和学者也以赚钱为目标，可以说改革开放三十年全国人民都在“捉老鼠”（赚钱），谁会赚钱谁就是老大，为了赚钱，人们既不管亲情也没有道德底线，为了追求GDP，政府既不管环境污染也不管是否侵犯人权，这是典型的本末倒置，因为金钱仅仅是满足人们需要的手段，而且并不是唯一手段。事实上，不同领域追求的目标不同，所采取的体制也不应该相同。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领域也都采取市场经济体制人们就会急功近利。事实上，经济领域有经济领域的法则，政治领域有政治领域的伦理，教育领域有教育领域的规律。自由放任和政府管制也有各自的领域，学者以自由思考为本，军人则以服从为天职。“各就各位，各得其所”是和谐社会的核心。
最后，我们应该在政治体制改革上贯穿邓小平的实效主义。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我们一直迈不出有力的步伐，总是担心很多制度是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实际上，资本主义所曾经或者现在还在使用的制度不一定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例如，多权分立、相互制衡制度就不一定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司法对立法的制衡只不过是为了保证长远的利益不被侵害。立法机关可能“一致同意”一个导致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的政府政策，也可能透支属于下一届政府或者子孙后代的自然资源以满足当前GDP的增长。因此，应该从宪法层次上规范立法，其目标是包含当代和子孙后代在内的长远利益。应该发挥司法机关根据宪法对于立法的审查机制。关于民主制度的形式也可以探讨，哪种形式能够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目标我们就采取哪种形式。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总结，“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邓小平尽管讲的是经济改革，但从邓小平的实效主义改革哲学看，这段话对于政治改革也适用。
实效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稳定时期是一致的。马克思早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以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的实事求是。”按照毛泽东在1941年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中的解释，实事求是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解释世界：“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邓小平在1978年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将实事求是作为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因此，实效主义认为，我们解释世界、发现真理是为了改造世界，保证改造世界成功，而改造世界能否成功需要实践检验。人类对世界的改造是追求目的性的，改造世界能否成功最后要看实际效果是否与预期效果一致，实效是检验真理的最终标准。事实上，马克思强调，共产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是现实的和直接追求实效的”。
强调实效标准并不否定实践标准，因为实践是达到实效的必经之路，但是实效标准内容更加丰富。实效标准包含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和实践标准。实效标准要求首先要确立改革目标，因为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目标，我们应该“与时俱进”。然后通过实事求是找到实现目标的方法，评估方法与目标之间的预期效果。方法也是“与时俱进”的，在寻找实现目标的方法时，我们不能有任何禁忌，只要是能够最好实现社会主义根本目标的方法我们都可以采取，这就要求我们要“解放思想”。最后，通过实践检验看看实际效果是否与预期效果是否一致，实效是最终的标准。因此，我们不仅要强调实践的重要性，更应该强调实效的重要性；不仅要实事求是，而且要实事求效。我们实事求是就是为了实事求效。简言之，我们应该研究社会发展的规律，然后利用这些规律去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通过实践检验这些规律的真理性。所以，实效标准概括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实事求是和实践标准的丰富与发展。